分享 facebook 不久前過世的楊國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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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從事過三種公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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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角色讓他開創了學術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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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與中介人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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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讓他有功於台灣民主進程。從一九五○年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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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始終有個知識分子與媒體結合的特殊傳統。五○年代的「自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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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胡適、殷海光與夏道平等人；六○年代的「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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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李敖、居浩然等人；七○年代的「大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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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楊國樞、丘宏達等人。同一年代的幾家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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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當時知識社群在媒體集結的重要平台。 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這些媒體薪火相傳，這些知識分子也代代交棒；他們的共同特色是：都是批判者，都是啟蒙者，也都有改革意識。他們呼籲的那些主張，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國會改革與開放組黨，一代呼應一代，讓台灣從戒嚴年代最後終於走到了民主年代。他們挺身對抗統治者，證明他們有道德勇氣；他們反覆重申的那些主張，更證明他們是一群有進步意識的知識分子。但這樣的特殊傳統，這幾年卻戛然而止。傳統主流媒體上已經聽不到知識分子的聲音，名嘴取代了知識分子，網紅變成了意見領袖，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沒有位子也棄守角色的年代。更重要的是，在那個特殊傳統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以貫之的以道抗勢，始終如一的拒絕依附權勢；但這幾年的知識社群卻亦步亦趨模仿政治社會，學界與政界同步流行部落政治，像楊國樞那樣的知識分子，舉目難見幾人。中研院前副院長、台灣大學心理系退休教授楊國樞七月辭世，享壽八十六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楊國樞的另一公共角色「中介人士」更早已變成絕響。八○年代中後期，台灣政治氣氛一片肅殺，國民黨與黨外劍拔弩張，美麗島事件與黨外組黨，更讓朝野隨時處於決裂邊緣。就在這個時刻，一群憂心國事的人站了出來，他們主動邀集國民黨與黨外領導人面對面協商，當年許多一觸即發的可能衝突，都在這樣的三方會談中獲得紓解。這些調停朝野衝突的人，被當時媒體稱為中介人士，而中介人士之所以也被稱為社會公正人士，則表示他們的立場是公正的，國民黨、黨外、媒體與多數民眾都信任他們，也因為有這樣的信任，中介人士才有可能化解衝突；在台灣步向民主的最後一哩路過程中，包括楊國樞、胡佛、李鴻禧、陶百川與吳三連在內的這些中介人士，絕對功不可沒。但這幾年，中介人士也變成了歷史名詞。過去戒嚴年代，朝野領導因中介人士牽線還有可能面對面協商，現在民主年代，朝野領導卻老死不相往來；以至於朝野各走極端，而且愈走愈趨極端，台灣政治目前的兩極化現象，甚至比八○年代猶有過之；過去因為被多數人信任而能調停有成的中介人士，在缺乏互信的極端化政治中，就這樣從此絕跡。中介人士雖是特殊歷史的特殊產物，今昔也早已大不相同，但對立的朝野之間，沒有中介人士，對立的兩岸之間，也沒有中介人士，一個沒有或者說無法產生中介人士的年代，究竟是進步或退步？在政黨政治與國會民主都失能的當前，中介人士是否有可能或者有必要重現江湖？如果多數人心中都有一個楊國樞，學術社群中多幾個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多一點像他那樣的中介人士，台灣會不會有什麼不同？這是大哉問，但追念一個逝去的典範，本該如此思考，否則，追念他祇是消費他。（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