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二日發表對台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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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出「習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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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圖／翻攝央視網 分享 facebook 聽到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到：「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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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我想到二○○一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一個簡餐廳裡聽一位經濟史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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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北京執教的一位大陸學者說：「老輩的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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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將中國近代的不幸，怪罪到外國人身上，新的一代會說，那些不幸都是自己太弱所造成的」。事隔十八年，這樣的話由新一代的國家領導人說出，充分展現中國大陸歷史思維的變化。就兩岸問題而言，這樣的新思維，的確比舊思維可以讓再興的中國更加開展。一九九五至二千年間我曾擔任陸委會諮詢委員，那時常聽委員們「兩岸分隔五十年」的說法，我因為是由清代台灣史開始研究起，我總要說：「兩岸分隔百年。」兩岸分隔如果由一九四九年算起，大陸的中國是勝利方，並非積弱。兩岸分隔要從一八九五年算起，才能說兩岸問題是「中國積弱」所造成。 二○○一年我到日本島根大學演講，邀請我的學者，帶我到廣島參訪。那裡的紀念品有很多飯匙，有些飯匙上寫上「必勝」兩字，同行的日本學者說，廣島是甲午戰爭日方軍隊出發的地方，那時日本以小國要去打廣土眾民的中國，非常緊張，拿發音與「必勝」相近的飯匙激勵軍心。而那一戰的結果，大大出乎日本的意外，由一八九四年七月到十二月，戰局大致底定。十二月的中國北方，由天津到北京的海河已經結冰，日本軍艦在天津外海。慈禧太后與慶親王奕劻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惟恐海河冰一溶解，北京即將失守，在國家危在旦夕時，急請美國促和，才有馬關條約之藉割讓台灣維繫中國。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國，依然積弱，幸有中華民國聯合盟國，才有今天的中國。是關鍵二戰總結的美國的安排，才有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馬關條約的談判日方堅持要用英文，目的在以近代西方的主權、領土概念處理條約中的相關事項，這些概念是東方所無的。在馬關條約談判過程中，中國仍須二戰後影響台灣國際地位的杜勒斯的外祖父—科士達充當顧問的情況下，中國積極培育外交與國際法人才。是這些人才中的遷台人士如顧維鈞、葉公超、胡慶育、杜蘅之等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爭取到對台灣、南海與釣魚台的主權。再興後的中國，身居國際組織牛耳，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金融、貿易方面的談判已顯出國際外交的力道，但在領土、主權方面常又礙於東方欠缺主權、領土概念的文化積習，而有礙其和平開展。近代西方的領土與主權概念有點像健康是「活在當下」的概念。也因再興後的中國在領土、主權方面仍常礙於東方欠缺主權、領土概念的文化積習，才使台灣有一組「逢中必反」思維。就歷史文化言，兩岸本可一家親，在世界各國與再興的中國增加合作的當兒，台灣更該這麼做。要為台灣不這麼做解套，只有等再興的中國在主權、領土概念方面更納入西方近代思維。芬蘭曾為俄國的領土，但二次大戰後，俄國扶持芬蘭進聯合國，並使之維持中立。兩韓同為聯合國會員國，但不放棄統一的理想。兩德由同為聯合國會員國而最後統一，都是習主席所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以有的選項。這種選項將比「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更可以獲得世界對再興中國的尊敬與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