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俄國文學經典原作一本本搬回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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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羅列排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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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著大斯拉夫主義的俄國房東老婆婆不滿地問我：「你為什麼要大老遠跑到別人的國家去念別人的文學？台灣沒有文學可以念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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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九年國教三年高中古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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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讀過的詩人騷客95%都是台灣海峽對岸已經作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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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下這塊土地誰在寫作，寫什麼樣的書，我所受的教育沒有告訴我太多。
開始台灣文學補牆計畫後，由於當時個人偏好前衛藝術文學、形式主義，因此，我所尋找的，是一種絕對震盪、能讓我徹徹底底從厭倦得要命的中文表達形式裡擺脫的作品。2000年舞鶴的《餘生》出版，拿下當年許多獎項，但對我而言，它真正的價值，是我將它介紹給從來沒有文學閱讀經驗的社大學員那一刻才開始的。某些蛋頭學者口中難解、拗口的舞鶴，通篇沒有斷字斷行的小說，被學員毫無疑義的接受。小說帶他們親臨霧社事件現場驚駭於歷史，也讓我們在川中島的餘生裡不停地反覆辯證、思考。《餘生》為我證明了「知識分子」如何以自身傲慢，認定此般作品對於一般成人讀者肯定難讀難懂。因此，小小當年開幕時有一個教授逛了整排的書架說，你這些書一般人讀不懂吶，我挾著我那些成人學生的經驗得以抬頭挺胸回他：那只是你的想像。
文學，不是被關在研究象牙塔裡的史料，是活生生的現實。阻斷人們接觸這些作品的原因是什麼？台灣每年出版四萬本書，讀者真正能夠接觸到的有多少種？作為一間小書店，如果我們可以陳列一萬本，那就要盡力求異，讓主流閱讀市場以外的作品能被我們的讀者看見。此外，免費的宣傳品平台上，也邀來台文報刊、越南報、泰文報提供索取。
《四方報》，台灣第一大越南報，每月農曆15號出刊時，就會有越南的朋友進書店取報。它後來集結成一本大書，名為《英雄》，尺寸驚人價格不菲，但我們不到一個月幾乎售罄。某日午後，接到一通聲音急切的電話，問我們還有沒有《英雄》，聽到剩最後一本時，請我們務必幫忙留著，半小時後到。書買到了，身著洋裝大熱天從新店騎腳踏車趕來的溫婉女子，問我能不能在書店坐著看一下。書是你的當然可以。她把帽子、手提袋放好，把書端正放好，一頁一頁輕輕的、恭敬的、仔細的翻，慢慢翻。
我盯著女子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側影，想要放聲痛哭。整間店一萬本書我只有一本可以賣她，而每年出版的四萬本書裡，有多少本是為她而出的？
好多年過去，我對外籍配偶的認識比過去多一些，但比我真正應該要理解的還遠遠少太多。小小剛做出版的第一年，收到一份稿子，信裡提到她被許多出版社退稿，作者聲明，這不是小說，是她的真實人生。她是外配，不過，是「非典型」外配：國立大學美術系科班畢業，中文書寫程度極好，作品裡談的不是她的外配人生，而是她身為一個獨立女性，在傳統的婚姻體制下的痛苦處境。她的文字不完美，故事也不溫情，太多陰暗面，太多刺，太多真實。稿件讀完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痛苦，那些刺，野性張狂蠻碩。但我們無法不出版這本書（後來，名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因為，她用自己鮮血淋漓的手所撕開的紗布，是許多女人面對傳統家庭包袱的傷，數百數千年來一層一層覆蓋上去的。
假如，太過真實會成為一種罪，那麼，也只有在我們彼此都是虛偽時，它才會變成罪。文學，是唯一得以使得這樣的真實立足的理由。它讓我看見台灣，還有許多我們看不見的，或者說，假裝看不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