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十八天戰爭文獻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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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戰役牽動的香港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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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世不少仁人志士曾經共同奮鬥的目標……
1941年12月8號日本偷襲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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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以五萬二千人之壓倒性優勢（香港守軍約一萬四千）進擊香港。同年12月25日英國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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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島酒店投降。
日軍在進攻香港之前早有長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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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收集細微至地方名流士紳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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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在攻下香港後立刻「邀約」粵軍居港耆宿許崇智等至半島酒店「商討」合作。相形之下，英方對保衛香港則舉棋不定，而在戰與棄之間，倫敦之考量更與香港主權息息相關。防禦香港既是與日本帝國爭奪領土，同時是與民國政府爭奪主權。一場明戰，一場暗戰。
民國以來國共兩黨均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及隨之而來的租界及殖民地，名義上屬於大英帝國之香港，如一旦容許中方派遣友軍支援，日後不免陷入「請神容易送神難」之局；英方因此三度峻拒蔣中正派軍聯防之議。民國外交元老顧維鈞在回憶錄追述，開戰前英軍代表Archibald Wavell元帥在重慶談判，態度強硬，毫不領情，決裂而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由廖承志、喬冠華、夏衍三位代表，與香港英方會晤，表示東江縱隊可以協防，但建議全無回應。而據史家簡又文追記，粵軍余漢謀將軍自述，國軍最終決定以三師馳援，牽制日軍之餘，伺機反攻廣州，先頭部隊在英軍投降前已抵廣九鐵路之樟木頭，並在今深圳布吉發生遭遇戰。英軍在耶誕節棄守，寧可立成戰俘，也無意讓國軍南下，主權肯定是重要考慮。隨國民政府駐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成功突圍的英國高級軍官透露，投降前楊慕琦最後一次與邱吉爾通電話，後者指示務必向日軍投降，避免國軍來港，以免日後無法取回香港。淪陷後，華府設法讓香港日軍遣回美國俘虜，英方則無動於衷，表面上是無力兼顧，實乃深謀遠慮，冀在戰爭結束時有足夠人手馬上就地恢復管治。
今日回顧，英方對香港主權之步步為營，確實「洞燭先機」。1942年以顧維鈞、宋子文為首談判的中英條約（主旨是廢除一百年來之不平等條款及英國在華租界），幾乎無法在1943年1月簽署，即因中方要求收回香港而觸礁，最後在留待戰後商討之陰影下締約。同年3月21日邱吉爾發表「先歐後亞」演講，並全力排擠中國之戰後國際地位，蔣中正在私函及日記中均極憤慨，3月24日讓行政院逕行訓令外交部：「英如交還香港後，我國可自動宣布香港及舊九龍割讓地為關稅自由港」；而剛在美向國會演說的蔣夫人更回絕英皇之訪英邀請，又拒絕與訪美之邱吉爾會晤；加上重慶聲援甘地獄中絕食、支持印度民族自決，雙方關係更無法彌縫。英方完全不理會先收主權、再議治權之「自由港」方案自是意料中事。及至1943年12月開羅會議，在羅斯福總統支持下，蔣中正向邱吉爾重提香港主權，後者悍然回應：「我出任首相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之瓦解」。在美方圓場下，香港主權之回歸又無寸進。
1945年2月雅爾達會議討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權限時，邱吉爾為預防中方提案交回香港，特別強調安理會不能強迫歸還香港。儘管邱吉爾在1945年7月底大選落敗，繼任的工黨政府沿承其強硬立場，蔣中正雖四度致函杜魯門總統，希望日軍投降後能由中國戰區代表在港受降，但均不得要領。中方8月23號之方案，是蔣中正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身分，授權英軍代表受降，但同時委任中、美將領參與。當英國派出海軍少將夏慤（Cecil Harcourt）率太平洋艦隊自菲律賓蘇比灣趕赴香港受降，重慶當局又讓一步，同意以夏慤為中國戰區代表，勉力維持面子。而在8月24日，蔣中正下令羅卓英將軍率第十三軍進入非永久割讓之九龍。張發奎將軍口述歷史（2008年鄭義譯校）提及，8月30日自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處得悉，原有意以張就近受降，但「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而不果。不過，外交壓力之餘，張將軍也許遺忘當日英、中軍力懸殊；夏慤率領之艦隊除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六艘、潛水艇八艘、掃雷艇六艘外，尚有三萬三千噸航空母艦二艘，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一艘（有十四吋口徑巨炮十門），實非二戰後既無海軍又無空軍之國軍可匹敵。最終蔣中正發出「渝字第六六七三號特急密令」：「九龍羅卓英部，頃接白宮急電，速令所部第十三軍馬上撤離南北九龍，回原地待命」。至此，香港十八日保衛戰引起的主權之爭落幕，英國重返香港。
香港的十八天戰爭文獻不多，中文尤少；而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更是小戰役一場，與抗戰近二十場會戰不可相比，然而，小戰役牽動的香港主權，是近世不少仁人志士曾經共同奮鬥的目標，故此是小戰役大問題，得在近代史框架中透視。十八天戰役本身一直乏缺綜合中、英、日三方材料、兼容三方觀點之專著；2013年香港的兩本新書《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合著）及《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鄺智文、蔡耀倫合著），相信會為香港史、中國戰區史添磚加瓦，填補重大缺口，在1943年廢除不平等條約已七十年的今天，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