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國走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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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幾個大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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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一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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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自助式的服務機器比以往顯著增加。到機場的報到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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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一整列的自助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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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指示操作後很快取得登機證；那行李如何處理？只要走到後方的行李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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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登機證後吐出行李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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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掛置於行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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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輸送帶，也有機器掃瞄條碼，自動分類。到超市購物，只有兩、三件物品，就可以到四件以下的自助結帳櫃台，也是自行掃瞄後刷卡完成交易。在旅館check-out，也可以到kiosk插入房卡，如對螢幕上的明細沒有意見，即可印出收據揚長而去。這些現象，感覺上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但經濟學人的一段話，也表達對此社會議題的另一種觀察：（美國）大選到了，各候選人都積極倡議將最低工資由一小時七．二五元提高到十五元，所以像這種不太需要技巧的工作，很自然就會以機器取代。這不就是經濟學大師Milton Friedman在五十年前所說：「引進最低工資制度等於是要求雇主一定要歧視低技能的員工」，呼應傅利曼的學者，通常認為薪資是一種價格，理應由供需決定；雖然恐怕雇主不能公允對待欠缺談判籌碼的基層勞工，要引進最低工資制度或法律，但仍應了解會領最低工資之人，通常是初進職場的「菜鳥」員工，藉此培養經驗，建立個人履歷，雖領最低工資，時間也不會太久；至於如果是低技能勞工，常是職場弱勢，可能遲早會受汰換，但最低工資的引進或提高，將會加速機器取代人力的過程。傅利曼的看法，是否顛撲不破？在上世紀的後期，學者間有不少爭辯。雖然由基本供需曲線來看，將市場均衡價格以法律手段提高為法定最低工資，會減少工作機會的供給，但也有學者以實證方式證明不至於如此。甚至在一九九三年，Card／Krueger兩位教授在紐澤西州的調查中發現，最低工資的提高，反而會增加就業。這種說法馬上引發ＭＩＴ二位學者Neumark／Wascher的反對，廿年來論戰不停，只是意見差距逐漸縮小，也因此成為美國歐巴馬總統自二○一三年以來每年國情諮文演講必然聲稱沒有證據顯示提高最低薪資會影響就業的主要論據。Card／Krueger等人的研究，雖有實際事證為基礎，但取樣可能偏頗，密西根大學Sorkin教授就指出，這些實證來自最低工資微幅上漲的時期，因幅度不大，雇主不會感受到立即的威脅，故失業率沒有顯著的變化。而目前在美國鼓吹的最低薪資倍增方案（時薪七．二五元→十五元），已達中位數收入的七十七％，威脅直接而震撼；加上又有主張以固定公式與通膨、ＧＤＰ連動，雇主預見未來會有持續的加薪下，將刺激雇主大量起用機器取代人力，必將有中年勞工或低技術勞工被逐出市場。至於歐巴馬的呼籲，我想曾經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柏克萊大學Romer教授，在紐約時報對她前老闆的投書，說明最為清楚，大意是：過去經驗雖然顯示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率影響有限，但是其中不乏是高技術勞工及退休者被吸引重新投入職場，結果是就業人口不變，但排擠了邊際勞工的就業及再訓練機會。現在是選票至上的民主時代，連長期避談最低工資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在年初為配合聯合內閣的意向而首次引進最低工資制度，因此以上論述，也不意在否定昨日才落幕總統大選的熱門話題：「基本工資」。其實基本工資無關乎諾貝爾級的學問，因為各種理論都有，經濟環境與國情也不相同，不過決策者至少要知道領取基本工資的「實際」人數、整體薪資結構、基本工資升降觸發對其他所得者的影響、乃至跨國Kaitz index「相同基礎」的比較。歷來勞委會或勞動部雖熱中提高基本工資，但懈於做「紮馬步」的基本功夫。在此大數據時代，上述數據真實而全貌的顯示，應該不難。勞動部不宜再靠其他單位的推估資料或以低報的勞保薪資計算全國領取基本工資的本勞人數，財稅資料中心的檔案也不足為憑，因為代表性不足，也未區分專職或part time。勞動部在維護基本工資時，應該自行做好基礎的研究工作，否則每次用民粹式的喊話，如何能提升勞動行政決策的境界？也無從回答宋楚瑜先生的問題「何不提高到一個月五十萬元？」美國最低工資持續上升，造就更多自助服務機器，也推升低技能勞工失業率，對低技能勞工，真不知最低工資是造福還是造業？至於台灣，還是先練好基本功夫。（作者為總統府資政、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陳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