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永豐接掌台北市文化局長時曾說自己天人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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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還是將每天當成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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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當成最後一天。 記者魏莨伊/攝影 分享 facebook 在菸農家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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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自稱是農村的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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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農村孩子不一定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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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是他夠;接掌文化局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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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說自己天人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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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1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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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把每天當成第一天,也當成最後一天,因為這裡「危機四伏」。鍾永豐自小跟著家庭勞動,放牛、灑藥、燻菸葉;進入高中時瘋排球,大學重考,上了成大土木系也不上課,聽搖滾樂、打排球、大量閱讀過一天,代價又是被退學,他不覺得自己叛逆,要聽從自己內部的聲音。進高中以前,鍾永豐以為全世界都說客語,結果到了大社會才發現「喉嚨無法自由的張開」,文化差異促使他不斷思索探尋,走進社會底層,參與1990年代美濃反水庫運動。搞社運的抗爭者、詩人、作詞人,這些都是鍾永豐的頭銜,他筆耕關懷這片土地,多次獲得金曲獎,創作占有一席之地,即便寫作可以養活他,但他不喜歡以寫作為職業,「我喜歡在社會中旅行,這樣人才豐富。」走進公部門也是旅行的一種,從南台灣到北台灣,鍾永豐的角色更多,高雄縣水利局長、行政院客委會主秘、台南縣政府機要、嘉義縣文化處長,並在柯文哲剛就任市長時經推舉成為台北市客委會主委,再轉任文化局長。進北市府前,鍾永豐有5年賦閒在家,反芻經驗、汲取新知,寫了1本書、2張專輯,但進入文化局團隊後創作幾乎中斷,這份工作讓他的時間變得零碎。文化局業務繁重,又面臨諸多文資爭議,鍾永豐說,這裡「危機四伏」,太多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非常狼狽窩囊,必須保持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