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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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允芃秀髮蓬鬆、神采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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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袖的白色長裙襯出修長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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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上掛著萊卡照相機。她向遠方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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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笑容與莫名的希望。
照片應該是攝於一九六○年代末的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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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費城問訊報》的年輕記者。她羞澀、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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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文學甚於新聞報導。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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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令人熟知的身分是用英文寫作的台灣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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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眾社、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台灣。她也見證了動盪的七十年代，從謝東閔被炸傷到台美斷交，再到美麗島事件審判。有時，她不僅報導新聞，還因特別的身分捲入其中，她代表的國際輿論，對於台灣政治有著微妙、顯著的影響。
這樣的經歷令人興奮，也挫折重重。台灣島上多麼驚心動魄的事件，最多化作紐約編輯手中的幾個段落。她開始思考，為何不直接發出聲音，把她多年積累的新聞經驗，直接作用於台灣社會。
創辦於一九八一年的《天下》是那個時代新聞界的異端。那是一個黨外雜誌勃興的時代，人們揭露、批判時代的弊病，著迷與政治與社會變化，她和同仁們卻把視角對準了經濟。經過廿年的工業化，台灣經濟正處於另一個爆發時刻，它正湧向世界，參與全球資本的角逐。經濟發展也造就了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他們不像異議者那樣直接反抗，卻也期望一個民主、開放時代的到來。而《天下》則試圖向台灣輸入國際視野，向人們展示傑出的公司、美好的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台灣能從中學到什麼。
二○○三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殷允芃，我猶記當時的激動心情。在我的四年大學生活中，很多下午的時光是在圖書館閱讀《天下》打發的。它像另一種啟蒙。商業的、藝術的、思想的，它們可以熔為一爐，知識分子不僅意味著書齋裏的革命，還要參與全球性的變化，理解各種嶄新的事物。
去年在台北時，她送給我這本《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一本薄薄的人物採訪集，初版於一九七一年，它主要是在一九六七年她前往費城成為記者前的半年中完成的。
我幾乎立刻就被這本小書迷住了。不是因為這些人物的個人傳奇，而是因為它的敏感、典雅的敘事，作者對於瞬間印象的捕捉。她說張愛玲「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她形容夏志清的過快語速「第一句還沒講完，第二句就衝了出來，而迫不及待的第三句又像是和話題毫無關聯的，再加上濃重的蘇州腔，時而如雷鳴，時而如自語的喃喃，和緊張時夾雜的英文，即使和夏先生做『一時之談』，也得費上不少工夫。」
如此豐富的故事向我們展開，顧維鈞對她回顧外交生涯，王安向她展現創業的理念，貝聿銘則講解建築與城市的關係，她還傾聽蒙在歷史塵埃中的賽珍珠的中國往事…她日後的理念也在這書中展現出來—比起六十年代華人世界瀰漫著失落氣息的留學生的書寫，這些菁英者的人生令人鼓舞。
讓她真正著迷的是歷史潮流中的個人，如何既接受命運的安排，又試圖主宰自己的命運。這些個體的動人故事，是維持一個社會的持久紐帶，也是個人意義的源泉，正像她在扉頁上所寫的「在一代一代人生故事的長河裏，我們得到了滋養與希望」。
閱讀這本書是個興奮又感傷的旅程，還多少帶有一點遺憾。倘若殷允芃一直順這條路前行，她必定是這個時代的重要作家。不過，是成為華人社會座標之一的《天下》雜誌的創辦人、直接推動時代變化，還是一名傑出的作家、記錄下一切，它們都如此誘人…。
（作者為北京作家，本文是《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的簡體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