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七大工業國家（G7）峰會所釋放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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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歐洲與希臘達成的最新紓困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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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顯示先進國家逐漸體認到要解決眼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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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新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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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代現行的寬鬆政策。在G7峰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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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會員國便已表示他們了解現在必須採取個別或集體政策。德國一再警告不可過度依賴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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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調須進行結構性改革。加拿大與日本要求積極且有創意地擴張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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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則警告日本不要企圖依賴日圓貶值。另外希臘的債權機構也決定須更重視減債，並表示各機構已有共識，認為希臘已無力承擔債務，必須減債。這些重要的發展，反映出各國決策官員正在調整心態，更加重視結構性與持續性的問題，而非只從景氣循環性的角度來考慮。原因有三：第一，貨幣政策已極度寬鬆，但經濟成長仍令人失望；第二，非傳統貨幣政策的效果被負作用所抵銷；第三，政治背景益趨複雜，「反醬缸」、「反菁英」的動能持續匯集。各國調整思維模式，便可能採取對成長有利的結構性改革，而租稅改革的方向也較不以「撙節」為考慮，可能對高負債國家減債，並進行有效的國際性政策合作。從體認到落實新措施，絕非一蹴可及，但這卻是持續調整心態及矯正方向的重要步驟，也表示先進國家有希望採取更廣泛的因應政策。但行動是快還是慢，卻非常重要。結構性的成長障礙愈不儘快解決，問題便更加積重難返。今天若不掃除障礙，便會侵蝕未來的成長潛力，屆時再採取因應政策也更加困難。而且經濟成長持續偏低，不僅會助長民粹勢力，也會使貧富差距更加擴大，使各政黨更難合作來制定有效的政策。先進國家有意願採取結構性改革及更廣泛的經濟政策，當然可喜可賀；但如果磋跎時機，卻會使成長的障礙更難以掃除，政治情勢也將更加複雜，更難達成包容性的成長。（作者是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